非学校教育：一场儿童解放方式

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传统教育模式，建立在两大假设之上。而这两个假设，都是错的。第一个假设是，在全世界所有的知识中，存在那么一个子集，其分量恰好能填满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十几年，并且人人都该学习，或至少应该接触。第二个假设是，教育孩子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坐好，听权威——通常是老师和课本——告诉他们应该知道些什么。

在我看来，第一个假设不仅是错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可辩驳的。读写算这些能力，对大多数人都有用，但三角函数就未必了。几何与代数是标准课程，对一些人有用；但概率论或统计学（通常不在此列）可能对另一些人更有用。生物学很有趣，但学生在高中花时间学到的那点生物知识，是否比同等时间学到的经济学更有用，还真不好说。美国历史能教人一些有用的道理，不过，鉴于任何信息来源都难免带有偏见，其中一些教训恐怕并非事实。可从罗马史、希腊史、英国史和中，我们也能以史为鉴。至于学生到底学进去了多少美国历史，有件事可以佐证：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美国那位副总统，曾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断言，股市崩盘时，是罗斯福总统上电视向全国人民讲话。可事实是，1929年股市崩盘时，总统是赫伯特·胡佛，而电视技术尚在襁褓之中。

关于课程内容究竟有多少被真正吸收，我妻子在读研期间教地质学实验课的经历，是另一个佐证。她当时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这所州立大学在弗吉尼亚州大概能排第二。这意味着她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全州最优秀的那四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然而，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竟不知道一个长方体矿石的体积等于长乘以宽乘以高。

第二个假设也错了。所有学生都心知肚明，多数老师也一样：强迫一个人去学他毫无兴趣的东西，结果往往是他为了及格而死记硬背，考完之后就忘得一干二净。人们学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时，会学得更快，记得更牢。想想看，当一个孩子真正对某件事物——无论是龙与地下城、棒球击打率，还是恐龙——产生兴趣时，情况会是怎样。

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一位志愿者指着两具恐龙骨架的陈列，问一位母亲怀里抱着的小不点（还不到两岁）：“你觉得那是什么？”

“阿尔伯托龙（Albertosaurus ）吃兰伯龙（Iambeosaurus）。”

这是真事。他那会儿发“l”的音还有点困难。

这种关于“如何学习”的假设不仅是错的，它还教给孩子一个危险的道理——获取真理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权威，然后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一项至关重要的思辨能力，是能通过内在线索来判断信息来源的可靠性，是学会分辨一个作者或演讲者是否在乎自己所言的真伪。而传统的学校教育，恰恰在“反向教导”这项技能。它把老师和课本这两个权威摆在学生面前，除非老师特别出色，否则学生就得全盘接受。以我的经验来看，这常常是个错误。学校里教的很多东西，都不是真的。

我的第二段婚姻有了两个孩子，当他们快到上学年龄时，我和妻子面临一个抉择。我上的是一流的私立学校，妻子上的是不错的市郊公立学校。我们都遇到过一些好老师，上过几门好课，但我们印象最深的，却是大部分时间里无尽的无聊。我靠着暑假里把吉卜林的诗当消遣，一天啃一两本书（大多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她的同行们的作品），学到的英语知识比在英语课上多得多。我跟最好的朋友争论政治，学到的政治哲学比在社会科学课上多得多。我妻子的地质学知识，则是在岩层露头和矿物展览上，跟着她那位地质学家的父亲学来的——这门学科在学校里可不怎么教。我们都认为，为了孩子，我们应该能做得更好。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非学校教育”。一开始是在一所规模很小、极非传统的私立学校，后来那里出了些问题，我们便转为在家教育。在那所学校里，学生可以自己支配时间。只有当学生们主动找教职工，要求学点什么的时候，才会有课。后来回到家里，就彻底没了课程，只有书本、交谈和无限制的互联网。女儿决定想学竖琴，我们就给她找了位老师。她旁听了我好几门法学院的课程。当她决定学意大利语时，我们为她申请了我所任教大学的一个项目，让高中生可以在暑期修读大学课程。她学习的刻苦程度，我自认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都未曾有过。她利用不上学的便利，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又多学了两个季度的意大利语，最终在大学里主修了这门语言。

我喜欢把“非学校教育”比作把书扔给孩子，看哪本能“粘”上他们。很早的时候，两个孩子都读了《统计数据会说谎》（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这是一本很棒的通俗读物，教人如何不被糟糕的统计论证所蒙蔽。我儿子喜欢“龙与地下城”之类的游戏，因此对学习概率论很感兴趣。巧的是，《统计数据会说谎》的作者和插画师也合写过一本关于概率论的书：《如何抓住机会》（How to Take a Chance）。我们家或许因此出了镇上唯一一个能算出用两枚六面骰子掷出五点或更小的概率的八岁小孩。我女儿的读物则包括《自私的基因》、塔列朗的传记，以及许多别的书。

有一年圣诞节，孩子们收到了装有宝可梦卡带的Gameboy游戏机。我曾听到一位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在评论高科技玩具时说，孩子们玩上一两个小时就腻了。可我们的孩子在收到Gameboy后的许多个月里，每月花在上面的时间少说也有四十小时，甚至可能每周四十小时。从一个角度看，他们在学习一项无用的技能，因为宝可梦和它们的世界都不是真实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其实在学习一项十分有用的技能：当你被扔进一个全新环境时，如何摸清门路，并在这里生存下去。他们为此投入的脑力，远非孩子们（这又是我的观察）愿意投入到学校作业——那些别人要他们学的东西——上的精力可比。

我妻子借助苏斯博士专门为此设计的童书，教女儿读书，其中还包括一本名为《在爸爸身上蹦來跳去》（Hop on Pop）的“颠覆性”小册子。这花了几个星期。她弟弟小三岁，在一旁看着，自己学会了。后来我们发现他还自学了打字，那是在一次我们全家联网玩“暗黑破坏神”时，屏幕上开始出现拼错的单词。这些拼写错误最终都消失了，因为他不想让网上一起玩“星际争霸”的人觉得他很笨。再后来，我女儿则通过为魔兽世界的战斗撰写战报来练习写作技巧。

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在家上学意味着我们总得有一个人待在家里。无论那时还是后来，都意味着我们得愿意和孩子进行几乎无休止的交谈，并引导他们去接触可能感兴趣的书籍或学科。我和妻子轮流哄孩子睡觉，每晚大约花半小时——我要么背诗，要么编故事；她则唱歌，或讲自己童年的趣事；我们俩都会和他们聊任何他们想聊的话题。我们最接近“必修课”的行为，就是软磨硬泡地让他们背会了乘法表——而我女儿现在长大了，认为我们当初那么做是错的。

以我们的经验判断，“非学教育”不仅让我们的孩子免于每周花费大量时间枯坐在教室里忍受无聊，还给了他们更好的教育。标准课程里确有一些部分，他们从未学过，或学得不如在好学校里那么好，尤其是数学，他们俩都觉得没那么大意思。他们教育中的一些空白，是通过备考SAT（美国高考）来填补的——他们想考好，以便能进入心仪的大学。有些空白则从未被填补，或许也永远不会。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其他众多学科上，从进化生物学到经济学再到历史，学到的东西远比在传统学校里多得多。如果将来某一天，他们发现自己需要某项被遗漏的知识，他们到那时再去学就是了。这比试图学遍所有可能用得上的东西（其中大部分都用不上）要高效得多。而且，这种策略对于从小自我教育长大的人，也比对于从小被“学校教育”长大的人更行之通。

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因此认为教育是某种像鱼肝油一样的东西——对你有益，但味道很差；也没有认为读书是因为老师布置了作业才要去做的事。我女儿上大学后，惊愕地发现，当她最喜欢的课有一天取消时，其他同学竟然感到高兴而不是失望。她对大学生活的主要异议之一，就是感觉“不真实”。她花时间写的论文，只有一个读者，而且那个人读它仅仅因为那是他的工作。她曾在奥柏林学院待了两年，后转学至芝加哥大学。奥柏林学院有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冬季学期，学生可以经教授批准，进行一项自己设计的项目，不一定非在校园里。第二年，她就用那一个月回了家，翻译了一本15世纪的意大利食谱。

那是真的。现在它已经在网上了。

来自现实的教训

我见过一种反对“非学校教育”的论调，说在现实世界里，你总得做些自己不喜欢的事，而我们可以通过强迫孩子学习他们当下不感兴趣的东西，来教会他们这个道理。这个观点很有趣，但我认为它反映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教孩子认识现实世界的一种方法，是构建一个模仿现实的虚拟世界。为了教他们“有时候必须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即便心不甘情不愿”，我们给他们布置不感兴趣的作业，并用分数作为奖励。如果分数不够管用，我们就用现金奖励好成绩，就像一些父母做的那样。

这种方法忽略了“付出”与“成就”之间的因果联系。别人告诉你去做不愉快的工作，别人会为此奖励你，但从你的角度看，这两者之间并无逻辑关联。对你而言，做作业本身并不会真的生出钱来。

相较于虚拟世界，另一个选择是真实世界——我们和孩子正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如果你不给竖琴调音，弹起来就不会好听。如果你不偶尔整理一下房间，就找不到想要的东西。如果你不偶尔也帮弟弟做点他想让你做的事，他就不会帮你做你想让他做的事。这个世界同样能教会你“想得到想要的东西，有时就得做些不想做的事”这个道理。而且，它的因果联系是真实无误的。

有那么一两年，我儿子每周都为他的一些朋友主持一场“龙与地下城”游戏。这意味着，他每周都必须花时间准备当周的冒险故事，并且要在玩家们上门之前完成。他做到了。

我不想把话说得太满。“非学校教育”对我们家很成功，但两个非常聪明的孩子，由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抚养长大，这绝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随机样本。有证据表明，这种方式对其他许多人也同样有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关于萨德伯里谷学校的文献，我们孩子最初上的那所学校，就是以它为蓝本的。也许有些孩子在传统学校里能学到更多，甚至更享受那个过程。但是，从我们的经验来看，“非学校教育”——如果没有合适的学校，就在家进行——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选择。

反对，亦是赞成：关于在家自学

“在家自学”（Home schooling）和“非学校教育”（unschooling）很合拍，但它们并非一回事。很多“在家上学”遵循的是传统模式，有完整的课程、课本和考试。而“非学校化教育”也可以在学校里进行；萨德伯里谷学校这样做已经四十多年了。本章主要讨论的是“非学校教育”，但既然我们也曾“在家自学”，我觉得就此多说几句也很有必要。

对“在家自学”的一种批评是，孩子因与同龄人接触不足，而无法得到正常的社交。这有一定道理。在家上学的孩子可以，也确实会与其他在家上学的孩子聚会，或在童子军、教会等场合与在校生接触。但与上学的孩子相比，他们与同龄人互动可能较少，与家人互动则更多。

我女儿刚到奥柏林学院时，美国的青少年文化对她来说就像一个陌生的世界，结果是她交了一些成年朋友，却没有一个同龄的朋友。但另一方面，她与成年人社会（包括她的老师们）相处时，比大多数同学都更自在。她上大学前一年，在我任教的大学修意大利语课，她花了很多时间待在教授的办公室里请教。她的教授对我说，能有一个真正向他发起挑战的学生，感觉真是太棒了。

我们不妨不从教育的角度，而从社交的角度，来看看标准模式。它是一种严格的年龄隔离——学生在学校里交往的人，除了老师，几乎全都同岁。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不需要向一个十岁的孩子证明自己更强壮或更聪明。但一个十岁的孩子，却需要向同龄人证明。在这种人人与人人都处于直接竞争的环境中产生的社交模式，并非全然可取，也不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因为它无助于人们融入一个年龄混杂的真实世界。

朱迪思·哈里斯（Judith Harris）在她那本非常有趣的《教养的迷思》（The Nurture Assumption）一书中提出，父母的教养方式通常对孩子的成年性格影响甚微。她的解释是，人类很擅长识别不同环境下的不同社交规则。孩子在家时，会适应父母环境的社交规则；在学校，则会适应同龄群体的社交规则。最终塑造出大部分成年性格的，是同龄群体那一套。

哈里斯提到一个不寻常的特例：对有些孩子来说，家庭就是他们的同龄群体。“在家自学”或许是实现这一点的方式之一。倘若如此，那么关于社交的论证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让我的孩子最终拥有和我与妻子相似的性格，而不是被美国大众社会塑造出来的性格，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好事，不是坏事。

我怀疑，许多持此类观点批评“在家自学”的人，都基于一个未言明的假设：即家庭文化比学校文化更糟糕，典型的在家自学的父母，或许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基督教基要主义者，试图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被灌输进化论。然而，现有的证据表明，这种看法是错的。在家上学的父母，教育水平通常高于而非低于平均水平，而宗教顾虑也并非他们最重要的动机。如果这些批评者能想象一下，假如是他们自己来施行“在家自学”，他们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关于“在家自学”，还有一点：它能否成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亲子关系。如果父母和孩子处不来——很不幸，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那么效果可能会非常糟糕。当然，他们处不来的一个原因（尽管不是唯一可能的原因），或许正是因为孩子们在学校里被社交化，从而将同龄人视为“我们”，而将成年人视为“他们”。